从古至今为何这么多人信奉关帝

 关帝庙网：“凡是有华人的地方”就有的关帝庙与其背后的风俗信仰则更为有趣。据统计，仅有清一代中国各地祭祀“关圣帝君”的庙宇数量就多达四万余座。关帝庙的职能与关帝信仰的形态更是和关羽的形象息息相关。

可是关羽形象嬗变的错综复杂，几乎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很难找出可以与之比肩的案例来。日本三国志学会事务局长、大东文化大学渡边义浩教授在其匠心独运的著作《关羽：神化的<三国志>英雄》中，极为明晰地勾勒出了这种妙趣横生的嬗变线索——从《三国志》中传记只有953个字的刘备臣子，到《三国演义》中义薄云天的武神，再到儒释道三教与晋商和满族统治者争相借用的逐步彻底神格化的“关帝”，乃至如今依然拥有广泛信众，“关帝信仰依然是（海外）华人社会的中心”。

《三国志》是西晋时蜀人陈寿所著的一部以曹魏为正统的“当代史”。既是当代史，陈寿子孙还多身居官位，下笔间自然语多隐晦，褒贬亦难公允。幸赖百余年后有裴松之广搜史料，为之作注，“其（陈）寿所不载，事宜存录者，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。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，或出事本异，疑不能判，并皆抄内以备异闻”。是注摭罗缺佚、博赡精良，乃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，即使与《三国志》本身相比，价值亦不遑多让。

《三国志》以及裴注是三国历史最重要的史料，也是判定此段史实的最重要依据。当后世传说与其记载不符，只有相关记载没有内在矛盾、曲笔动机以及明显荒诞舛误等问题，皆以之为准。然而号称“清初相业，无出其右者”的清初名臣魏裔介曾说过，“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，惟于罗贯中《演义》得其梗概耳”，这话说得大抵不差。

朱熹《通鉴纲目》一反从陈寿到司马光的曹魏正统观念，并力主蜀汉为正统，影响不可谓不巨，然而此后千余年间对民间的三国记忆产生最大影响的，恐怕主要还是零散的三国历史传说以及活跃在“瓦肆勾栏”中不计其数说唱艺人形形色色的表演艺术。元末罗贯中在话本《三国志平话》的基础上“据正史，采小说，证文辞，通好尚”创作了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

它的版本系统复杂，争议亦颇多。志传系统是一个体系，这个系统的本子较通俗演义系统的本子内容更多，后者没有关羽次子花关索的故事，但学界一般认为前者晚出，内容少的反而更接近罗氏原著。清康熙年间毛纶、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点本（一般认为实为叶昼在通俗演义系统的底本上进行的评改）的基础上参考了志传系统的本子评改后，《四大奇书第一种》就取代他本通行于世，后人径以《三国演义》称之。毛本《演义》毫无疑问成了芸芸众生三国印象的最主要来源。

章培恒认为罗贯中应为元末时人，故在他参与编著的《中国文学史新著》中没有遵循以往文学史把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归入明代文学的惯例。

清代大学者章学诚称《演义》“七实三虚”，胡适、鲁迅跟着借题发挥，世人又多人云亦云，这种说法竟几乎成了定论，但“三分事实，七分虚构”的描述恐怕要比“七分事实，三分虚构”准确得多。